不能忘却的记忆

——日军在河北的侵略罪行

发表时间:2015-08-12信息来源:河北省档案局浏览次数: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由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将中国人民拖入了战争的深渊。河北地处华北腹地,是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为了将华北建设为其全面战争的稳固的后方基地,日本对河北进行了长达多年的野蛮进攻、疯狂“扫荡”和残酷杀戮,对河北人民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河北人民犯下的一笔血债。
一、频繁“扫荡”与“清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河北很快沦陷,在其进攻沿线,疯狂进行轰炸和报复性大屠杀。日军集体屠杀中国和平居民1000人以上的大惨案即有河北之正定、梅花镇、成安等地,所到之处,尸横遍野,一片瓦砾。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减少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取以确保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加紧进攻共产党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并重点置于华北。在此形势和新的侵华方针下,日军调集主要兵力加强华北,到1939年,增至9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1个航空部队,约占侵华日军半数以上。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抗日民众的游击战争下,日军不断遭受打击,却始终找不到对付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有效方法,为扭转战事,日军一遍一遍地对抗日根据进行“扫荡”,并大肆屠杀无辜民众。
日军对华北敌后地区的“扫荡”是从晋察冀边区开始的。1337年11月13日晋察冀军区宣告成立后不久,日军即对晋东北地区展开了八路围攻,妄图将之扼杀在摇篮里。1937年11月底,日均对刚刚宣告成立晋察冀军区的晋东北地区进行了围攻。1938年2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第一次围攻,仅在中心区的阜平县10个村,就杀死百姓542人,烧毁民房5012间,抢掠粮食1万余石。
1938年9月至1940年底,日军执行“治安肃正”讨伐作战,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围攻。1938年9月20日,日军纠集3万兵力,分八路围攻北岳区的五台地区,企图将晋察冀山区根据地“彻底扫除,以绝后患”。这次“扫荡”,历时45天,仅在阜平城周围就残杀百姓4120人。在1939年发动的春季大“扫荡”,日军深入繁峙、涞源等地区进行了野蛮屠戮。1939年9月,曾任伪满洲国军事最高顾问、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到任后发动秋季大“扫荡”,以“单刀直入”的所谓“屠刀战术”,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根据地的重要中心与军事要地,实行所谓“烬灭作战”,即焦土破坏战,几万多民众被杀,几千个村庄被夷为平地。接着又集中2万余兵力,对北岳区发动冬季大“扫荡”。在“扫荡”中,在日军大肆推行“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封锁沟墙,在抗日根据地周围构成网状的“囚笼”。两年间,日军在华北新修与修复铁路2347公里,公路15600公里,新筑碉堡据点2749处,进行千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大规模“扫荡”109次,制造了大小数百起惨案。1939年11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展开冬季“扫荡”,沿路杀死百姓1200多人,烧毁房屋50800间,掠走粮食7万余石。1940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再次进行“扫荡”,在阜平县杀死村民992人,烧毁房屋81200多间。
在晋冀鲁豫边区,1938年12月,日军以3万兵力进犯冀南区,被中国军民粉碎。1939年春、冬,日军两次合击冀南,平原地区的城市全被日军占领。1939年7月至9月,日军纠集数万兵力对太行区9路围攻,企图摧毁太行根据地。1940年1月,日军再次大举“扫荡”太行区,包括河北的涉县、沙河、邢台、赞皇及山西辽和、榆社、武乡、黎城等10余县,连续被烧杀三次,全县十分之八以上之房子被烧,甚至数十村成一片焦土。
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后,日军调集1万多兵力,对太行区“扫荡”,重点直指第18集团军总部等机关所在地。日军进入这一地区后,大肆烧杀淫掠。日军在“扫荡”太行、太岳根据地时,曾下达命令:“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的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运输的,亦—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投入毒药。”
1940年10月至11月,日军对太行进行报复“扫荡”。据太行区8个县的不完全统计,这次大规模“扫荡”,日军共计惨杀1782人,伤135人;烧房62765间、窑洞4676孔;抢走及毁坏粮食3200余石;抢杀牲畜1372头、猪羊2073只;毁农具4万件。太岳区5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惨杀4381人、伤258人;烧房165500余间、窑3310孔;抢及毁粮食166800余石;抢及杀牲畜2800余头、猪羊鸡9100余只;毁农具车辆15600余件。
1941年至1943年底,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三光”政策,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毁灭扫荡”。这个阶段,华北有日军11个师团、12个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1个航空部队,约32.5万人,有伪军约30余万人。日军为摧毁抗日根据地,确保“治安区”与交通线的安全,分割封锁根据地,阻断八路军与民众的联系,抓捕、驱使民众在“治安区”与“准治安区”的交界处及交通线两侧,新修铁路750公里、公路37351公里,封锁沟墙增至11230公里,新筑碉堡据点7801个,在蚕食、分割、封锁根据地的基础上,日伪军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毁灭扫荡”和反复“清剿”。两年间,日军进行1000人以上的“扫荡”146次,1万至10万兵力的大“扫荡”24次。由于日军频繁大规模兵力的“扫荡”、“蚕食”和残酷的“三光”政策,1941年至1942年,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
1941年4月12日,日军1万余人对冀鲁豫根据地豫北沙区进行为期6天的“绝望扫荡”,制造了一批惨案。8月,日军集合5万多兵力对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和平西区进行“毁灭扫荡”,时间达两个月之久,制造了大批惨案。据21个县不完全统计,群众被杀害4525人,受伤1553人,被捕17837人,烧房15万余间。
1942年上半年开始,日军将冀南、冀东、冀中、晋冀豫地区作为重点“扫荡”地区,大肆屠杀村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4月29日,日军集结兵力,突然奔袭冀南区的武城西北、威县以南、馆陶以北地区,反复“清剿”,血洗村庄。1942年5月1日开始,冈村宁次调集5万兵力对冀中区进行了野蛮的五一大“扫荡”,这次“扫荡”,规模空前,历史时间长,先后捕杀冀中群众5万余人,造成冀中“无村不戴孝,到处是哭声”的悲惨景象。1942年5月30日至6月14日,日军“扫荡”河北邢台西部地区,群众被杀或被伤达1000多人。
 
据1943年2月8日《解放日报》所载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从1938年1月至1942年11月底近5年中,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扫荡”累计2430天,平均每两天要对3个根据地进行“扫荡”。
进入1943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屠杀更加凶残。1943年5月初到中旬,日军1万多兵力,先后向晋察冀边区的完县(今顺平县)、唐县一部分地区,以及易县的狼牙山,进行极残酷的扫荡、“清剿”。短短7天间,在完、唐两县60多村中杀死和杀伤居民达800多人。5月7日在野场村一次杀死118人,54人受重伤,灭门者有4家。在狼牙山,5月14日到17日,70多村全遭破坏,杀死300多人,重伤2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次“扫荡”中,日军共杀死群众1500人以上。自9月起,日军4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了连续3个月的“毁灭扫荡”,制造了阜平平阳惨案、易县寨头惨案、平山岗南惨案、灵寿大寨惨案、井径黑水坪惨案、平山焦庄惨案等血腥暴行。
 
1944年以后,日军在战场上逐渐呈现颓势,对根据地的“扫荡”却更具报复性。1944年初,日军1万人“扫荡”河北兴隆县黑河川根据地,5000人“扫荡”大小黄崖根据地,和平居民遭屠杀3000多人,冻饿致死1000多人。同年10月中旬,日伪军2000多人再次“扫荡”豫北沙区,在高平集(濮阳属)惨杀居民50余人,在长垣前后小渠690多名群众惨遭杀害。
二、大肆屠杀河北人民
日本侵华战争最野蛮的罪行之一就是对中国无辜平民肆无忌惮的屠戮掠杀,日军的大肆屠杀行为伴随着整个侵华战争的始终。据有关资料统计,日本14年侵华战争,造成中国伤亡3500万人。在华北敌后个根据地,在“三光”政策下对中国和平居民的野蛮杀戮,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极端残酷的程度。
(一)战争初期的集体屠杀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9月日军大规模进攻晋察冀边区,为日军大屠杀的第一个阶段。日军在企图以武力迅速征服中国的政策下,其对占领地民众的大屠杀,一是利用飞机、大炮对所进攻的城镇狂轰滥炸,目标多集中在居住区和集市等人口密集地区。二是日军对所进占地区,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屠城、屠镇、屠村,妄图以此“震慑”中国人民,使其屈服于日军统治。
1937年9月到1938年8月的一年内,日军仅在华北各地进行轰炸1100多次。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全面侵华战争8年间,日军派出飞机1200多架,在华北投下炸弹数千枚,炸死炸伤平民2万余人,许多城镇乡村变为废墟,使无数民众丧失亲人,流离失所,悲惨情景目不忍睹。
每当日军进攻遭到抵抗时,便下令进行报复性大屠杀,因而在华北各地普遍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屠城、屠镇、屠村的大惨案。典型的如:1937年10月8日,日军在河北正定县屠城,杀死居民1506人;10月12日,在河北藁城梅花镇,惨杀百姓1547人,46户被杀绝;10月23日,在河北成安屠城,烧杀7天7夜,11月5日第二次屠杀,共残杀平民5200多人。
(二)“三光”作战中的集体屠杀
“三光”作战是日军集体屠杀行为的集中体现。在“三光政策”下,日军对中国和平居民大肆屠杀,他们视中国人的生命为草芥,其残酷程度令人发指。日军残杀民众的手段有机枪扫射、刀劈、刀剐、踩地雷、大卸八块、铡刀铡、狼狗咬、火烧、放毒、铁丝勒死、摔死、碾死、砸死、吊死、淹死、闷死、活埋、冻死、剥皮、挖眼、割耳、割舌、割鼻、剁手脚、剜筋、割生殖器、先奸后杀、剖腹、扒心、碎身、捧火球、压杠子、灌辣椒水、电击、灌热油、点天灯等等,达140余种。
据统计,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屠杀和平居民,仅在华北各地制造的惨案即达1540余宗,占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制造惨案总数的五分之二以上,其中集体屠杀平民100人以上至6400人的惨案377宗,屠杀25万人以上。典型的重大惨案如:1941年1月25日河北丰润县潘家峪惨案;1941年9月12日河北平山驴山惨案、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造成的河北定县北疃惨案、1942年12月5日河北滦南县潘家戴庄惨案;1942年河北宽城“大检举”惨案等。1943年秋冬河北阜平平阳惨案;等等。
至战争后期,面对即将灭亡的战局,日军对和平居民的屠杀也达到疯狂的程度。如1945年5月3至8日,驻河北泊头日军因外出“扫荡”时被军屯村民抓获一人,中队长松本下令“将军屯杀个鸡犬不留”,屠杀村民143人,婴幼儿58人。
(三)强暴、虐杀妇女。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围攻、讨伐、“扫荡”之中,肆意对广大妇女进行强奸和残杀。上至七八十多岁的老妪,下至几岁的幼女,都难逃日军的侮辱、强奸、轮奸和残杀。日军往往采取各种手段侮辱强暴虐杀妇女,如强迫群众围观日军轮奸他们的妻子、女儿、姐妹,甚至强迫群众男女集体性交,父奸其女,子奸其母,等等。龙华县(今易县)的两个村有500名妇女,全部遭受日军强奸、轮奸;阜平县的两个村有400名妇女,其中大部遭日军强暴。有的妇女遭日军强奸后,又被日军一片片割死。如1943年日军“扫荡”阜平平阳一带时制造了平阳惨案,妇救会干部刘耀梅被日军杀害后,日军割掉其大腿上的肉包饺子吃,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日军时常到据点周围村庄烧杀抢掠,抓捕、强奸“花姑娘”,而且强令伪村长、伪保长定期向据点内派送一定数量的“花姑娘”。这些“花姑娘”被关押在日军据点碉堡里,成为日军的性奴隶,完全丧失了人格自由,稍有不顺从,就会遭到种种折磨,直到含冤惨死。
日军肆意屠杀和平平民,造成了华北地区人口损失十分严重。根据档案文献资料进行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华北地区制造的1540宗惨案,共计屠杀和平居民232962人,残杀俘虏及伤病员3010人,合计235972人,其中山西省105385人,河北省42749人,河南省44382人,山东省28822人,京津地区3835人,其他地区7789人。
另据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1947年编制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公私财产损失统计》,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鲁豫、山东五个抗日根据地,原有人口共93630306人,抗战8年中,仅平民百姓即被敌直接间接杀死2877306人,伤残3194766人,被敌捕掠2526350人,共计伤亡病残达14038849人,占华北抗日根据地总人口近1/7,还造成灾民达19881905人。
三、野蛮制造“无人区”
为了封锁、隔绝、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切断抗日根据地之间、抗日武装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略者开始疯狂地推行“集家并村”,建立“人圈”部落,设置“无住禁作地带”,制造了大片“无人区”。
(一)日军在河北北制造的“无人区”
1941年秋季以前,日军制造“无人区”还只是是小规模的、试探性的行动。1941年秋季以后,日军把制造“无人区”作为既定政策,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实施,在1942、1943年达到高潮。
1940年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即开始制造“无人区”,地点是在山西晋中地区。随后,华北日伪开始实施所谓“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夏日军制定华北“方面军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其中最毒辣的措施之一就是制造“无人区”,以切断抗日根据地与游击区、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1941年秋,日军纠集重兵对晋察冀边区发动了为期两个月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在作战中制造了大块的“无人区”。以此为契机,在华北,除了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外,侵华日军开始在其他地区大规模制造“无人区”。
日军制造的“无人区主要”包括:(1)热南“无人区”。包括热河之承德、兴隆、平泉、青龙、滦平、凌源及河北遵化、迁安、密云等九县之大部,东西长700余里,南北宽60里。(2)热西察南“无人区”。包括热河滦平西部及丰宁县,察南之赤城以东平北密云等县之大部,东西长200里,南北宽40里,东面与热南“无人区”相接连。(3)晋东北“无人区”。包括山西平定之东北部、盂县之东部、五台之东部,河北平山之西部,计南北长200余里,东西宽五六十里。(4)、灵寿、行唐、曲阳“无人区”。系1941年敌人“扫荡”挖封锁沟时所制造而成,包括行唐、灵寿、曲阳沿沟附近10里以内村庄,这一“无人区”地带一年多后即被抗日武装所恢复。
热南“无人区”和热西察南“无人区”,首尾相接,东西长达千里,总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因为它们都处在长城沿线,现在一般笼统地称之为长城沿线“无人区”或“千里无人区”。这是侵华日军在华北最早开始制造的“无人区”,也是面积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无人区”。
长城沿线“无人区”计划最早从1939年冬开始实施,是年11月,日军和伪满政权兴隆县蓝旗营子乡北榆树沟、横河川北部山区、黑河上游等地村庄强制实行集家并村。1940年秋,日伪又在兴隆初步试行“西南地区治安肃正政策”,实行第二次集家并村。但在八路军游击队支持下当地群众激烈反抗,伪满日伪推行的两次局部小“集家”均宣告破产。局部小“集家”失败后,日军于1941年5月起开始酝酿在长城沿线地区大规模制造“无人区”。根据1941年9月日本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制订《西南地区肃工作要纲》,承德日本宪兵本部拟定出《国境地带无人区化》方案,在长城线外侧全面制造“无人区”的罪恶计划初步形成。1941年冬季开始,在日本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统一指挥下,集中兵力于热西、热南长城沿线地区,进行“扫荡”,大规模推行集家并村,实施其“无人区”计划。
华北日军制定了相应的方案,在长城线内侧制造“无人区”,并在日伪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重点实施。1942年8月,将日军第27师团全部开往冀东,将在冀东以及平北部分地区沿长城南侧制造“无人区”作为重点。东北、华北日伪互相勾结,到1944年春,日伪制造“无人区”的计划基本完成。在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抵赤城县独石口以东的老丈坝,长约850公里的长城线上遍布大大小小的“无人区”。其中最大的一个“无人区”西起丰宁,沿滦平、承德、兴隆、平泉、青龙,东抵凌源,长700里,宽250里,面积达17.5万平方里,境及七县。
按现在的行政区划,长城沿线“无人区”的范围包括青龙、宽城、承德、兴隆、滦平等五个县的全境;丰宁、隆化、怀柔、平泉、宁城、建昌、凌源等七个县的大部地区;绥中、喀喇沁旗、围场的局部地区;平谷、密云、延庆、赤城等县长城以北当时被划入伪满辖境的地区,还有遵化马兰峪的所谓“满洲国特区”,总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其中“无住禁作地带”约8,500平方公里。而这只是长城外侧的“无人区”的范围、面积,不包括长城内侧“无人区”的范围、面积(长城内侧的“无人区”在1943年夏季被粉碎。)。当时热河省共有214,179户,1,070,895人被集家,分别占总户数、总人口的33.4%和28.7%。
晋东北“无人区”主要是在山西省东北部的五台县、盂县和平定县境内,沿封锁线呈半环形包围晋察冀边区腹地阜平、平山一带地区是1941年秋日军在所谓“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期间制造。日军在封锁线外的阳曲、定襄、灵丘等县,也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同时,日军在晋察冀边区第2分区的寿(阳)榆(次)、山阴、崞县、代县,及第5分区的广灵、浑源、应县等地,制造“无人区”。此外,日军制造灵寿、行唐、曲阳“无人区”,意图是与晋东北“无人区”配合,对晋察冀边区腹地形成包围,完全隔绝其与外部的联系。在与它们相连的平山县和井径县,侵华日军也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
(二)日军制造“无人区”的血腥罪行
侵华日军制造“无人区”,大体实行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用武力,通过残酷的烧、杀、抢、掠,强行将划定为“无人区”的原住百姓驱赶到其所谓的治安区,之后由群众自行选择去向,并不强制进行集中管理。晋东北、晋中、晋西北等地的“无人区”大都属于此类。另一种办法就是武力“集家并村”,强迫实行集中强制管理,这种办法更加惨无人道,长城沿线“无人区”的建立,主要是以这种残酷手段实行。
“无人区”里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搬进去的群众备受摧残。在每个‘部落’、‘人圈’里都有严密的特务组织。从到‘人圈’第一天起,再也不能与外面发生关系,就是相离咫尺的村庄,也不能互相往来,10里以外的土地,一概不准耕种。在这苦难深渊中的难民,没有住房,没有吃食,用以维持生命的食物,多是野菜糠粕、马铃薯等。被赶到‘人圈’中的难民,能劳动的男人都要编入‘自卫团’,晚上巡逻,白天要在日伪人员的威逼监督之下出苦工,被迫修‘人圈’的外壕、日军堡垒或修汽路,直至累死、病死。
为搜捕清剿那些不肯“归顺”进入“人圈”的老百姓,日伪组织还进行所谓“剔抉”和“检举”工作,利用汉奸,进行搜捕、清剿和屠杀抗日民众。热河日伪组织每年都进行所谓“检举”行动,大肆捕杀抗日民众。如1944年2月上旬,日军和伪讨伐队在兴隆县潵河川各人圈实施“检举”,抓2000多人,在当地集体屠杀120多人,其余押解承德监狱,大部分送东北当劳工,少部分判刑杀害在承德水泉沟。6月,日伪再次进行“投匪家庭大检举”,凡八路军军属、干属、亲友,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抓走,全县共抓500余人,在兴隆刑讯后,一部分直接送往东北当劳工,一部分押解到承德判刑,其中杨树正等104人先后被杀害在水泉沟。1945年夏,日伪军在冀东杨沟河发动的“剔抉扫荡”,活埋村民600人,打伤400人。
日军残暴的杀捕使“无人区”的人口锐减,劳动力资源严重短缺以至枯竭。据当年的保守估计,日军在热河制造“无人区”过程中,共屠杀、虐杀10万余人,抓走劳工15万人!日军修“人圈”,挖“封锁沟”,划定“无住禁作地带”,使大批良田被占用或致荒芜。在长城沿线,兴隆、青龙等“无住禁作地带”多的县份,荒芜土地都近50%。而日军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大肆推行“三光”政策,使作为农业主要生产资料的种籽、农具、牲畜等损毁殆尽。
四、疯狂掠夺民众财物
疯狂掠夺公私财物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重大罪行之一。河北作为华北敌后的中心地区,是日军掠夺各种经济资源和物资的重点地区,日军将华北作为其“以战养战”的后方基地,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造成河北在内的广大华北地区公私财物的巨大损失。
(一)大量掠夺土地资源和农村劳动力
日军利用特务机关、伪保甲组织,或设立土地调查委员会,进行土地调查,强迫人民进行土地登记,以便随时予以强占。强占的方式,有武装的直接霸占,有通过伪组织的名义没收,或以低价强迫收买。例如,“中日实业公司”经过伪政权之手,没收了过去由段祺瑞等出资经营的天津军粮城、茶淀两个大农场,共计3500町步,即5.6万华亩;北平的伪中央农事试验场,在唐山强占了不少农田;伪新民会在南口设立的农场和各地分场,以及设立在河北、山东、山西各地的农事试验场,都随意霸占了大量耕地。到1942年,仅在华北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所开办的农场即有55家,共占土地721094亩。
日军大肆掠夺农村良田用于建筑飞机场、军火仓库、堆栈、兵营及铁路、公路、封锁沟、封锁墙、碉堡等。在晋察冀边区,日军修筑堡垒、公路和封锁沟墙,就占去了良田1477000多亩。在冀南区,共有日军碉堡据点1130个,平均每15平方公里即有一个,以一个据点占地15亩计,共占地16545亩。又有公路及封锁沟、墙共13170华里,平均宽3丈,每里占地9亩,共占地118530亩。冀中根据地在日军五一大“扫荡”后,被密如蜘网的封锁沟、碉堡等细碎分割,造成大量土地被占用和荒芜。日军控制和隔绝抗日军民,大肆强迫建立“无人区”,毁坏大量良田。冀西的“无人区”宽达5到10公里,荒废了大片土地。兴隆、青龙、宽诚、承德、丰宁、滦平、隆化7县,土地荒芜总数达399450亩。
日军还通过大肆非法移民,强占掠夺中国居民的土地。七七事变以前,关内移民日侨人数只有8.6万余人,到1940年3月,已增加到34.5万余人;到1941年9月又增加到67万余人,比七七事变前增加了8倍以上。其中以华北为最多。这些移民所耕种的土地,居住的房屋,都是日军从农民手里夺去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借口疏散人口,“避免英美飞机轰炸”,更积极地动员本国及朝鲜居民,特别是老弱妇孺到中国来。仅山东一省,1942年移民就达15万。鲁南各地许多富饶的村庄,被划为移民区,当地田园和房屋,差不多都已被日军所霸占。
由于日军的掳掠及其“三光”政策的实施,导致河北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日军还大肆掠夺农村的劳动力资源,以弥补其本身劳动力的不足。日军每到一个地方,除大批残杀农民外,往往或强迫农民服劳役,或大批掳往伪满及日本岛内做苦役。据统计,从1935年至1945年,日本从华北掠往日本、“满洲”、蒙疆及华中等地的劳工人数合计达到了7447607人之众。日军还频繁抓捕农民从事修筑公路、碉堡、军事工程等各种劳役。有些劳役,实际上是变相的虐杀。如1942年5月,日军进“剿”沙河,由邢台、永年、沙河三县强征壮丁1.3万人“随军服役”,40多天中,先后被打死累死饿死及被日军杀死的共1200余人。据1940年12月冀太联办专员县长会议材料,冀西内邱、赞皇、临城5个区的28个村,壮丁平均减少8.8%;邢台、沙河、临城、内邱、赞皇、元氏6县,大牲畜平均减少了39%。
(二)控制与掠夺粮棉等物资
日军对经济和战略物资的统制和掠夺,首先从军需民用必不可缺的棉花着手。日军对华北的棉花从种子、生产一直到市场,都有一套极其精密的统制计划,规定种棉花都要用美棉种子,各省植棉时派出日本技术人员作指导。日伪在河北设立了许多农场从事棉花种植。如冀东的通县农场,军粮城、茶淀农场以及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在南苑一带开辟的大农场,均大量种植棉花。日本侵略者为了在占领区内增殖棉花、粮食、鸦片及其他农产品,还设立了许多“农业会社”、“实业公司”和“农场”。
日军全面控制了华北的棉花种植、收购、销售与输出,1939年3月日本在伪华北临时政府下成立了“华北棉业改进会”,是华北棉花统制“开发”的管理组织。1938年1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颁布的《棉花输出许可暂行条例》规定,“棉花非经实业部总长之许可,不得输出”。日本在棉花的重要集散地天津、石家庄等地,都设有收购站、花行、打包厂、押运公司等,强制收购棉花运往日本。
粮食一直是日军实施抢夺的重点目标。日军经常出动兵力,以武力强制收购和抢劫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在历次“讨伐”作战中,日军均有明确的掠夺任务,甚至给每个士兵下达掠夺指标。据1939年7月参加日军对晋东南“扫荡”作战的华北方面军第10师团第8旅团第40联队长庄司巽供认:“因缺乏粮食,我命令联队副官有田敬三‘给每一部队分配附近的村庄,进行征发粮食。”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密云、通县、香河、大兴、三河、良乡、顺义、昌平、宛平、涿县等地,一次即被征走37380吨。
日本侵略者根据“工业日本、农业中国”和“以战养战”的原则,在华北、蒙疆重点开发棉、粮、皮毛等农牧产品,实施严密统制和疯狂掠夺,如,强迫农民减少粮田多种棉花,从棉花的子种、种植面积,到销售、加工、运输,实行全面的统制。为对沦陷区粮食实施统制,1939年11月建立了米谷统制会,控制了日本主食之大米之生产、输入、运销。到1941年底,华北民众生产的稻米近百万石,全部被日本米谷统制会掠去。日军还实行强制性的粮食低价征购,除了供应日本侵略军的战时需要,大量掠夺来的粮食都被输往日本国内。
在农收时,日军强迫农民到“公共打粮场”上去收打,粮食全部由日军据点的仓库“保管”,只按每月定量配给农民一点口粮。日军强迫农民多种棉花,规定冀中等地农民必须以十分之七的耕地种棉,所产棉花全部低价卖给伪“新民合作社”。日军以极低的所谓“公定价格”强制收购牲畜、皮毛等产品。还不断巧立名目榨取百姓,沦陷区人民的捐税多达100余种,农民捐税负担高达占年收入80%以上。1942年至1945年华北平均年产皮棉300余万担,大部被运往日本,据不完全统计,八年间从华北掠夺走皮棉达2000余万担。河北省肃宁县丰乐堡村八年中损失粮食即达35万多斤,平山县损失粮食3500多万公斤,棉花50多万公斤,整个冀中八分区损失粮食75675万公斤;渤海一分区损失粮食59908万公斤,损失棉花238万多公斤,花牛816万多公斤,油料93万多公斤。
日军还对工矿业等进行大肆的掠夺。日本占领华北后,霸占了华北的金融、工矿、盐业、电力、交通等主要公私企业,迅速建立起殖民经济统制体系,在“开发”、“建设”的旗号下,大力统制和掠夺煤、铁、盐和粮、棉等战略物资。到1941年底,日本几乎完全统制了华北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电力电信及财政金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1943年下半年起,日本由于战局恶化,华北在其“日满华经济圈”中更为紧要,急于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对华北的经济统制和掠夺更加疯狂。除继续疯狂地开发和掠夺华北的煤、铁、盐等重化工原料外,为了减轻运输压力,被迫将过去只准华北向日本及伪满等地输出工业原料改变为输出半成品或成品,在华北紧急扩建、新建了一批小型重化工加工业,如小型炼钢、炼铁厂等;将过去准予“自由经营”的轻纺工业,通过大量兼并或削减,全部严密地控制起来;同时对一切国防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供销、输出、输入、配给等,一律实行全面的统制,以保障战争及日军的供给与日侨的需要。八年间从华北掠夺走煤炭达12000万吨。河北省境内的开滦、井陉、峰峰、下花园等地煤矿都被日军所控制。华北的铁矿石及生铁、钢材等半成品或成品,大部分运往日本及伪满,1940年和1941年华北铁矿石产量125.7吨,其中77万吨运往日本,占产量的61%,比1939年增加3.68倍,1943年后,华北开发公司直接统制的铁矿由1个增至5个,计划年产量增至250万吨,8年间从华北掠夺走铁矿石450万吨以上。华北的金、矾土、钨、锰、铝、石英、云母等矿及其成品半成品,也均为日本所统制开发并几乎全部掠走。华北的海盐及其加工品烧碱、纯碱等盐化物,也大部被日本掠走,1941年长芦盐场和山东盐场的盐产量达126.6万吨,其中104.7万吨运往日本,占年产量近80%,8年间运往日本的盐计达1200万吨。
(三)疯狂掠夺造成民间资材的巨大损失
在日军长期的、反复的、大规模的疯狂掠夺和“三光”政策的毁灭打击之下,河北各地人民的生命和公私财产损失十分惊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为实现其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阴谋,对根据地的掠夺达到了极度疯狂的程度。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区的五一大“扫荡”,在武力“扫荡”的同时,实行了毁灭性掠夺。李雪在《敌寇在冀中的暴行》中记述了当时日军的抢夺和破坏情况:“鬼子只要下手抢,便狠狠地要达到‘光’的程度,砸锅队后是捡铁队,铲子小刀都拿走,倒油队是专搜倒各家煤油灯瓶,每一个墙角、粪堆、厕所,甚至锅台角都搜索周到。六月×日在任丘梁沟拉走财物八十车,一区东大场也一次抢走四十头耕牛。安新端村的一天便搜满了载重两万斤的大船三只,约值四十万元的财物被掠走了。”1943年11月间,日军“扫荡”河北省阜平县下庄地区,一个月内屠杀村民150人,烧房2300余间,抢粮30余万斤,抢走牲口337头,抢走猪羊1600余头。这种伴随着残酷“扫荡”的抢掠行为几乎每日都在上演,日军由此而掠走的经济物资和各种财物更是无以计数。
日本八年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的大肆破坏和疯狂掠夺,造成河北人民无以数计的公私财产损失。据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的统计,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鲁豫、山东、中原、苏皖七个解放区,直接公私财产损失共计30564641212美元,其中,社会福利损失965426美元,房屋财产及粮食损失10787252232美元,农林畜牧农家副业损失4521971694美元,棉花及其他农产物之减产损失783000000美元,渔业损失294920000美元,工矿业损失1243339000美元,交通业损失954376860美元,商业及货币损失1746000000美元,文化机关损失15816000美元,后勤物资公营企业损失5000000000美元,机关公共场所及庙宇祠堂损失1000000000美元,其他如税收、黄河等损失5000000000美元。